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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《 吾思忆 • WuSiYi 》

武昌起义,鲜为人知的历史

Wuchang Uprising Little Known History

2023-03-28 22:36
武昌起义,鲜为人知的历史

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发动的

和许多朋友印象中不同,其实,武昌起义并不是由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。

发动武昌起义的,是两个革命组织,一个叫“文学社”,一个叫“共进会”,二者都是武昌新军中思想进步的革命组织。

先说文学社。

文学社是1909年武昌新军里面的反清人士发起的,发起人有蒋翊武(湖南常德人)、刘复基(湖南常德人)等人。蒋翊武是社长,组织的宗旨是“兴汉排满”、“夺回汉室江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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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翊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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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复基

那么,既然是个革命党,为什么叫做“文学社”,搞得革命党温文尔雅爱读莎士比亚似的,牛头不对马嘴呀。事实上,这个组织最初的名字不叫文学社,而是叫“群志学社”,后来呢,怀疑被人发现了,遂改名为“振武学社”,再后来,又怀疑被人发现,因而改了这个文绉绉的名字“文学社”,假装大家只是研究文学的爱好者,以躲避军中的耳目:我们对政治没兴趣,我们都是“文学爱好者”,读读莎士比亚,那总可以吧?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当时清政府不得人心,武昌新军人心思变,到武昌起义前夕,文学社已经在新军里发展了400多号会员。

再说这个共进会。

共进会也是以新军官兵为主的革命团体,由孙武(湖北武汉人)、焦达峰(湖南浏阳人)等人发起建立,宗旨也是“推翻满清”,孙武是首领,共进会也是反清团体,只不过规模比文学社稍微要小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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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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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达峰

那么说到这里,好像文学社、共进会,都和同盟会没什么关系似的,为什么后来有一些历史学者,说文学社、共进会是“由同盟会领导的”、是“同盟会的外围组织”?

这个问题就出在于:同盟会里面的谭人凤、居正、宋教仁等大佬级别的人物,和共进会、文学社的几个头头,认识,而且有联系,所以,这就给历史研究留下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:到底文学社、共进会是不是受同盟会领导?是不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?这个问题,学界争论纷纷,至今没能达成共识。

不过,历史上其实有一个比较近似的例子,那就是当年捻军和太平军的关系,捻军的首领和太平军的几个主要将领有联系,有合作,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“捻军受太平军领导”、“捻军是太平军的外围组织”呢?我认为有点牵强。

而且,更重要的是,这个争论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,总之我们记住这个就可以了:武昌起义,不是同盟会直接组织和发动的,而是新军里面的文学社、共进会自己策划发动的。

清政府不得民心,连它自己培养起来的军队,都要起来造自己的反,当时的历史,就是这样讽刺,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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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义既在计划中也在计划外

1911这一年的夏天,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起来,准备在武昌发动反清起义,而焦达峰则承诺,一旦武昌起义爆发,他立马在湖南发动新军起义,响应湖北,实现两湖率先宣告独立。

刚好在这一年的夏秋,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,武昌新军的主力,被派到四川去“平乱”了,武昌城内,兵力空虚,有利于发动起义,所以文学社和共进会,计划在当年的公历10月16日,发动起义,所以我们说,武昌起义,是在计划内的。

但是,武昌起义后来实际上在10月10日爆发,比原计划提前了6天,所以我们也可以说,武昌起义,是在计划外的。那么,为什么起义会提前6天爆发呢?

其实就是因为10月9日,发动起义的机密,不慎暴露了。

起义计划的暴露,导致革命党人彭楚藩(湖北鄂州人)、刘复基、杨宏胜(湖北襄阳人)被杀头,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会员们,于是都在心里寻思:花名册会不会被部队首长搜到了?下一个被抓去杀头的,会不会是我?大家都睡不安稳,所以呢,大家憋了一整天,寝食不安,坐卧不宁,然后就憋不住了,横竖都是死,不如拼死一搏,所以武昌起义,就在10月10日的夜晚,自发性地爆发了,简单地说,就是这么回事。

所以我们说,武昌起义,既是计划内的,也是计划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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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楚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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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宏胜

起义计划是怎样暴露的

那么在10月9日,策划起义的秘密,到底是怎样暴露的呢?

答案是:因为共进会首领孙武的一颗炸弹。

事情简单地说,是这样的:

10月9日当天上午,孙武和几个同志,在汉口俄国租界某处住房里,研制炸弹,为起义做准备,由于操作不慎,发生了爆炸,俄国警察听到爆炸声,跑过来抓人,孙武跑得快,逃掉了,但是有六个同志,叫刘同、李淑卿什么的,被抓了。

俄国警察不但抓了六个人,而且还搜到了文学社、共进会的一些会员名册,起义文稿等之类的。俄国警察不想管,于是,俄国人把这些人员和资料,都引渡给了湖广总督府去处理。

当时的湖广总督名叫瑞澂,满洲正黄旗。瑞澂接到俄国人移交的人员和资料,于是征求幕僚的意见,当时的湖北布政司叫陈树屏,他建议瑞澂:既然已经逮到了革命党的几个代表,那么处理这几个代表,杀鸡儆猴,就可以了,不要扩大化,建议瑞澂烧掉革命党名册,以安军心,防止军中发生哗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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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澂

但是呢,湖广总督府有个顾问,名叫张梅生,他劝瑞澂:对于谋反这种大事,不能姑息养奸,应当按照名册,逐个捕杀。

瑞澂接纳了张梅生的意见,于是,他下令关闭城门,开始审讯抓到的六名革命党,并要把武昌城内的革命党,一网打尽。

被抓到的那个名叫刘同的革命党,被抓之后,熬不过刑讯逼供,就把位于武昌城内小朝街的文学社总部,给供了出来,于是当天晚上,清兵出动,把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等一共30多人,都抓了。第二天早上,也就是10月10日的早上,瑞澂下令,将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三个人斩首示众。

杀了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三人之后,当天(10号)白天,清军开始在武昌城内,大肆搜捕革命党,并且下令:新军官兵一律不准出营,并发出告示:要求全城的革命党自首。

起义爆发的具体经过

那么,10月10日当天晚上,起义到底具体是如何爆发的呢?

事情的经过简单来说,是这样的:

当天全城搜捕革命党,新军里面的两个革命党,一个名叫金兆龙(湖北武汉人),一个叫程定国(湖北鄂州人),这两个人担心自己会被逮捕,所以呢,这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抱着自己的步枪睡觉,而且身边还放着一盒子弹,他们想:一旦有人来抓捕自己,他们就开枪自卫。反正也是死,死之前,总要挣扎一下、反抗一下,他们是这样想的。

当天晚上呢,不料有个名叫陶启圣(也是湖北人)的排长,过来巡夜,刚好看到金兆龙和程定国两人,抱着枪睡觉,身边还放着一盒子弹,陶启圣作为长官,就觉得很奇怪,于是,陶启圣质问他们:你们这是要造反吗?

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金兆龙和程定国本来就是因为参加革命党、害怕被发觉,所以要抱枪睡觉,你这长官,问什么不好,偏偏问我是不是要造反,这一句质问,真的触碰了金兆龙和程定国高度敏感的神经,所以呢,被长官这么一问,两人就知道自己参加革命党的事已经瞒不住了,因为你根本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抱着步枪睡觉,所以这个时候,金兆龙想:露馅了,死定了,索性翻脸吧,于是,金兆龙血气冲上了脑,他朝长官大吼道:“造反就造反!老子现在就反!”

陶启圣一听,就来火了,立马扇金兆龙耳光,金兆龙奋起反抗,于是两人就扭打在一起,陶启圣毕竟是长官,肉搏更有经验,很快把金兆龙压在身下,程定国见状,马上端起了枪,过来帮金兆龙,可是见两人扭打在一起,程定国不敢开枪,怕误伤了金兆龙,于是,程定国用枪托,狠狠地砸陶启圣。

陶启圣被程定国用枪托砸伤,倒地呻吟,嗷嗷叫,程定国这时瞅准时机,果断开枪,就将陶启圣击中了(陶启圣当即昏阙,次日伤重不治身亡),说时迟那时快,此时又有几个军官端着枪,跑过来弹压,也一一被程定国开枪打死,这个时候,第八营有个班长名叫熊秉坤(湖北武汉人),是共进会的会员,他也血气上冲,认为造反的时机到了,再不反,大家一起死,于是熊秉坤吹哨集合,宣布起义,率领士兵们向楚望台出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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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秉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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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义打响,军中纷纷响应

为什么最初起义的官兵,要向楚望台出发呢?(注:楚望台位置在今天武汉市“楚望台遗址公园”)答案其实很简单:因为楚望台是清兵的军火库,这个军火库,当时储存了124门大炮、59000支步枪以及其他军火,是当时大清帝国陆军最大的军火库之一,革命军心里面非常清楚:只有夺取了楚望台军火库,才能抓住战争的主动权,所以,楚望台很关键。

于是,熊秉坤率领的这群起义官兵快步奔向楚望台,与其同时,其他的营队在革命党的带领下也纷纷起来响应,其中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(湖北黄陂人),和第三十标的吴醒汉(湖北黄陂人),也率领起义的官兵,冲向楚望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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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济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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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醒汉

几路起义官兵冲到楚望台,跟守卫军火库的官兵说:别再做亡国奴了,把满洲鞑子赶走,恢复我汉人江山!军火库的官兵,对满清政府不满也很久了,一看这个阵势,也响应起义,打开军火库,各路起义官兵一起,搬枪,搬子弹,搬大炮,搬炮弹,当时首批起义的官兵,就多达3000人,此时,群龙无首,大家推举第八营左队的队官吴兆麟(湖北鄂州人),做临时总指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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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兆麟

为何推举黎元洪做首领

不过,吴兆麟当上临时总指挥之后,马上就发现了问题。

问题是什么呢?问题是:有人的地方,就有江湖,即使在革命军里面,也不例外。无论是吴兆麟,还是蔡济民,还是熊秉坤,因为军官级别不够,所以发号施令的时候,革命军许多的同志都不服,大家都不听你的命令,军令无法统一。

怎么办呢?大家不听命令,这仗如何打呢?

于是在第二天,也就是10月11日凌晨,吴兆麟、蔡济民、熊秉坤几个人在隆隆炮声中开会,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当时武昌地区军阶最高的人是张彪(山西晋中人,汉人),但张彪是清廷的死忠粉,也是当下的死敌,无法争取,那么自然而然,大家就想到了当时武昌地区军阶第二高的,也就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,黎元洪(湖北黄陂人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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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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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元洪
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,这个黎元洪,平时对待部下都很好,大家有目共睹,大家都很喜欢他,也都很敬重他,说我们要把黎元洪找出来,让他来带领我们革命军,这样,所有人都服,军令才能统一,仗才能打赢,大家才能活命。于是都同意了。

然后呢,蔡济民带上几个人,策马飞奔,去找黎元洪,当时黎元洪其实并不在武昌,而是在40公里之外的黄陂,当时黎元洪正躲在他的参谋刘文吉的家中,蔡济民等人带队,破门而入,把黎元洪找到了,逼迫他上马、参加革命,黎元洪看这阵势,不从命就肯定被枪毙,所以,他半推半就,上了马。

不过,黎元洪受革命军的言行感染,想了半天,他自己也想明白了:我是汉人,宁死不做鞑子的奴隶。所以到了武昌阵地上,黎元洪思想已经转变了,他对部下发表了这样的宣言:

“这回大家起义,是正义的!我不但赞成,而且非常佩服各位!从此刻起,我黎某人和大家,同生共死!若有食言,我黎元洪就不是黄帝的子孙!”

黎元洪说罢,掌声一片,于是,黎元洪开始投入指挥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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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斗间隙外国传教士拍摄的武昌起义军

武昌起义的成功在武昌之外

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:武昌起义虽然爆发在武昌,但是,武昌起义的成功,并不在武昌,而是在武昌之外。

就武昌起义本身而言,其实袁世凯的清军,不久之后就先后攻陷了汉口、汉阳,武昌起义军看形势对自己不利,于是和袁世凯大军签署了暂时停战的协定,而袁世凯之所以签订这个停战协定,不是因为军事上打不赢,而是因为当时袁世凯和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谈和,袁世凯觉得没有必要打武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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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,1911年时局的最大赢家

换句话说,武昌起义在军事上,没有成功,也不可能成功,但是,武昌起义在政治上,是非常成功的,为什么呢?因为武昌起义爆发之后,焦达峰率领湖南新军,响应起义,攻占长沙,第二天就成立了湖南都督府,接下来呢,不但湖南、湖北宣布独立,而且陕西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、浙江、贵州、江苏、安徽、广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等省,也先后宣布独立,关内的十八省,就只剩下甘肃、河南、直隶和山东了。

关内18个省中有14个省宣布独立,这意味着什么呢?这意味着,清政府有大量的地方税款、物资、部队等,都被地方截留了,北京利用不了,而且,地方各省把交通一截断,你清政府就连运兵都成问题,所以呢,各省纷纷响应,先后宣布独立,这一点很关键,是直接把清政府给釜底抽薪了。

所以呢,武昌起义的成功,其实是在武昌之外。

尾声:清廷派袁世凯带兵打武昌,在战争期间,袁世凯以无钱打仗为由,劝服清廷接受袁世凯和南京革命党谈判,清廷实际掌舵人隆裕太后考虑政府财政枯竭,若不接受谈和条件,任由事态恶化,会危及自己性命,三思之后决定退位,清朝灭亡,革命党停战,由袁世凯组织民国政府,清皇室享受永久优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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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裕太后,清政府最终断送在她的手中

关键历史人物命运如何

彭楚藩:湖北鄂州人,武昌起义主要策划人之一,10月9日因刘同出卖,被逮捕,10月10日在武昌被清政府斩首。

刘复基:湖南常德人,武昌起义主要策划人之一,10月9日因刘同出卖,被逮捕,10月10日在武昌被清政府斩首。

杨宏胜:又名杨洪圣、杨洪胜,湖北襄阳人,武昌起义主要策划人之一,10月9日因刘同出卖,被逮捕,10月10日在武昌被清政府斩首。

金兆龙:湖北武汉人,武昌起义主要的实际发难者之一,但在武昌起义战斗的过程中,金兆龙和战友失和,因此离开战场,民国成立之后,金兆龙为北洋政府做事,再后来于1933年病逝。

程定国:又名程正瀛,湖北鄂州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,民国成立后,程定国追随袁世凯,在二次革命中参与弹压革命党,1916年程定国被革命党抓获、沉入长江处死。

熊秉坤:湖北武汉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,民国成立之后,熊秉坤追随孙中山先生,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,新中国成立之后,熊秉坤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诸多职务,并于1969年病逝。

蔡济民:湖北黄陂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,民国成立之后,蔡济民追随孙中山先生,奉命回湖北组织鄂军,但在1919年在湖北恩施利川,被当地土匪杀害。

吴醒汉:湖北黄陂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,民国成立之后,吴醒汉反对袁世凯,参加二次革命,后逃亡日本,后加入北洋政府,为黎元洪总统服务,并于1938年病逝。

蒋翊武:湖南常德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。10月9日革命党机关被破获,蒋翊武逃出武汉地区,但听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,返回武昌参加起义。民国成立之后,蒋翊武反对袁世凯。1913年,蒋翊武在广西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时,被亲袁世凯的广西军阀陆荣廷逮捕、并杀害于桂林。

孙武:湖北武汉人,武昌起义主要实际发难者之一,民国成立后,孙武在北洋政府中任职,晚年寓居北平,1939年病逝。

张彪:山西晋中人,满清忠臣,武昌起义爆发时武昌清军里军职最高的人物,武昌起义中率领清军与起义军战斗,民国成立之后,张彪寓居天津,经商致富,1927年病逝于天津。

黎元洪:湖北黄陂人,武昌起义爆发时在武昌清军里军职第二高的人物,被起义军拥戴为起义首领,民国成立之后,参加北洋政府,袁世凯死后,黎元洪继任总统,后在北洋军阀斗争中失势,后来寓居天津,经商致富,1928年病逝于天津。

吴兆麟:湖北鄂州人,武昌新军进步军官,武昌起义公推的第一位临时领袖,民国成立后,吴兆麟对政治失望,退出军政界,投身湖北的公益事业,晚年信佛,1942年在武昌病逝。

瑞澂:末代湖广总督,满清正黄旗,武昌起义爆发时,瑞澂逃跑,被清政府革职,后来瑞澂听说朝廷要治他罪,逃亡去日本,民国成立之后,返回上海,并于1915年在上海病死。

焦达峰:湖南浏阳人,武昌起义之后,在湖南率先举兵响应,但仅仅9天之后,即1911年10月31日,被清兵杀害。